2023年8月，我第一次踏上南美洲大陆。我在这里生活了四个月，研究了移民问题，学习了西班牙语。我的学校位于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而我居住在城中充满文化与历史气息的雷科莱塔区的一位老奶奶家中。很快，我便发现阿根廷人吃晚饭通常在21点左右，且一般不允许房客使用家中的厨房。彼时我的胃病很严重，不得不在住所附近寻一个能早些吃晚饭的地方。不到两天的时间，我便在附近的街区发现了一家中国人开的餐厅。

我推开餐厅那扇一次只能通过一个人的门，室内灯光较暗，有四张方桌和几把椅子。在阿根廷的每个大城市里，都有不少这样的餐厅。虽然老板是中国人，但餐厅所提供的餐食并非传统中餐，而是以廉价快餐为主，包括炒菜、沙拉、炸鸡、炒饭等，主要卖给社区内的本地人。我走进去，见到了经营这家餐厅的一家五口——姥爷、姥姥、妈妈、儿子、女儿。

我向一家人问好，介绍了自己的身份和来意。我询问是否可以每周一、周二、周三的傍晚固定来他们这里吃饭，仅需要一碗米粥和一些菜。这家餐厅主要由一家五口中的妈妈打理，在得知我的年龄后，她让我称她郭阿姨。郭阿姨的儿子和女儿都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学生，学业闲暇时便在餐厅帮忙。餐厅仅做午饭，下午则将中午没卖完的食物打包，以更低廉的价格卖给生活拮据的顾客。郭阿姨一家答应了我的请求，在我询问的第二天傍晚便做好了粥和菜叫我去吃。

就这样，在大约十周的时间里，每周前三天，我下课后都会来这家餐厅吃饭，与郭阿姨一家人聊天。我一直希望付给郭阿姨钱，但他们坚持不收。他们一家人总是对我说：“开这家餐厅本来也不是为了挣钱，就是为了让家里人吃饭方便。你一共也吃不了几天，麻烦啥呀！我们都是一家人（中国人）。”于是，我只好每周来吃饭时提上些水果、红酒或其他小礼物。

郭阿姨是吉林长春人，20世纪90年代末，她在东北的外贸公司上班，之后被派到阿根廷。2000年左右，公司解散，之后她便选择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因为彼时当地的收入远比中国高。她的一双儿女都在阿根廷出生、长大，是华裔阿根廷人，中文都说得非常流利，儿子学物理，女儿学医。近几年，因为家里的姥姥、姥爷上了年纪，郭阿姨便把他们接来阿根廷生活。姥爷年轻时在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中国哲学，一生著有三部书，共计两千页。有趣的是，这家的姥爷与我姥爷同岁，均是1944年出生，而我姥爷也是一位作家，一生也著书三部；郭阿姨与我妈妈同岁，均是1971年出生，而我妈妈至今还在外贸行业工作；这家的儿子克里斯汀与我同岁，均是2003年出生，我们都爱说话，很是聊得来。

那些天，从教育到医疗，从社会到文化，郭阿姨一家和我无所不谈。可谈得最多的，还是这二十多年来阿根廷的变化：“（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中国人来这里打工，工资基本一千美元一个月，但在我们老家，工资可能也就一百美元一个月。当时中国真的很穷，而布宜诺斯艾利斯一百多年前就修地铁了。可现在不一样了，哪怕是阿根廷首都，一般人一个月也就挣两三千元人民币，跟中国没法比！”郭阿姨常对我说：“这二十多年，我是看着阿根廷的经济一点一点变差的，阿根廷比索从当年与美元1∶1的汇率变成了现在的1000∶1的汇率。从前，街上是没有流浪汉的，现在你也能看到，每条街上都有无家可归的人。每次回到中国，我都觉得差距越来越大。”

【节选自《行客万里：我与世界对话·二》东方出版社2026年1月出版】

2023年8月，我第一次踏上南美洲大陆。我在这里生活了四个月，研究了移民问题，学习了西班牙语。我的学校位于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而我居住在城中充满文化与历史气息的雷科莱塔区的一位老奶奶家中。很快，我便发现阿根廷人吃晚饭通常在21点左右，且一般不允许房客使用家中的厨房。彼时我的胃病很严重，不得不在住所附近寻一个能早些吃晚饭的地方。不到两天的时间，我便在附近的街区发现了一家中国人开的餐厅。

我推开餐厅那扇一次只能通过一个人的门，室内灯光较暗，有四张方桌和几把椅子。在阿根廷的每个大城市里，都有不少这样的餐厅。虽然老板是中国人，但餐厅所提供的餐食并非传统中餐，而是以廉价快餐为主，包括炒菜、沙拉、炸鸡、炒饭等，主要卖给社区内的本地人。我走进去，见到了经营这家餐厅的一家五口——姥爷、姥姥、妈妈、儿子、女儿。

我向一家人问好，介绍了自己的身份和来意。我询问是否可以每周一、周二、周三的傍晚固定来他们这里吃饭，仅需要一碗米粥和一些菜。这家餐厅主要由一家五口中的妈妈打理，在得知我的年龄后，她让我称她郭阿姨。郭阿姨的儿子和女儿都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学生，学业闲暇时便在餐厅帮忙。餐厅仅做午饭，下午则将中午没卖完的食物打包，以更低廉的价格卖给生活拮据的顾客。郭阿姨一家答应了我的请求，在我询问的第二天傍晚便做好了粥和菜叫我去吃。

就这样，在大约十周的时间里，每周前三天，我下课后都会来这家餐厅吃饭，与郭阿姨一家人聊天。我一直希望付给郭阿姨钱，但他们坚持不收。他们一家人总是对我说：“开这家餐厅本来也不是为了挣钱，就是为了让家里人吃饭方便。你一共也吃不了几天，麻烦啥呀！我们都是一家人（中国人）。”于是，我只好每周来吃饭时提上些水果、红酒或其他小礼物。

郭阿姨是吉林长春人，20世纪90年代末，她在东北的外贸公司上班，之后被派到阿根廷。2000年左右，公司解散，之后她便选择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因为彼时当地的收入远比中国高。她的一双儿女都在阿根廷出生、长大，是华裔阿根廷人，中文都说得非常流利，儿子学物理，女儿学医。近几年，因为家里的姥姥、姥爷上了年纪，郭阿姨便把他们接来阿根廷生活。姥爷年轻时在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中国哲学，一生著有三部书，共计两千页。有趣的是，这家的姥爷与我姥爷同岁，均是1944年出生，而我姥爷也是一位作家，一生也著书三部；郭阿姨与我妈妈同岁，均是1971年出生，而我妈妈至今还在外贸行业工作；这家的儿子克里斯汀与我同岁，均是2003年出生，我们都爱说话，很是聊得来。

那些天，从教育到医疗，从社会到文化，郭阿姨一家和我无所不谈。可谈得最多的，还是这二十多年来阿根廷的变化：“（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中国人来这里打工，工资基本一千美元一个月，但在我们老家，工资可能也就一百美元一个月。当时中国真的很穷，而布宜诺斯艾利斯一百多年前就修地铁了。可现在不一样了，哪怕是阿根廷首都，一般人一个月也就挣两三千元人民币，跟中国没法比！”郭阿姨常对我说：“这二十多年，我是看着阿根廷的经济一点一点变差的，阿根廷比索从当年与美元1∶1的汇率变成了现在的1000∶1的汇率。从前，街上是没有流浪汉的，现在你也能看到，每条街上都有无家可归的人。每次回到中国，我都觉得差距越来越大。”

【节选自《行客万里：我与世界对话·二》东方出版社2026年1月出版】

2023年8月，我第一次踏上南美洲大陆。我在这里生活了四个月，研究了移民问题，学习了西班牙语。我的学校位于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而我居住在城中充满文化与历史气息的雷科莱塔区的一位老奶奶家中。很快，我便发现阿根廷人吃晚饭通常在21点左右，且一般不允许房客使用家中的厨房。彼时我的胃病很严重，不得不在住所附近寻一个能早些吃晚饭的地方。不到两天的时间，我便在附近的街区发现了一家中国人开的餐厅。

我推开餐厅那扇一次只能通过一个人的门，室内灯光较暗，有四张方桌和几把椅子。在阿根廷的每个大城市里，都有不少这样的餐厅。虽然老板是中国人，但餐厅所提供的餐食并非传统中餐，而是以廉价快餐为主，包括炒菜、沙拉、炸鸡、炒饭等，主要卖给社区内的本地人。我走进去，见到了经营这家餐厅的一家五口——姥爷、姥姥、妈妈、儿子、女儿。

我向一家人问好，介绍了自己的身份和来意。我询问是否可以每周一、周二、周三的傍晚固定来他们这里吃饭，仅需要一碗米粥和一些菜。这家餐厅主要由一家五口中的妈妈打理，在得知我的年龄后，她让我称她郭阿姨。郭阿姨的儿子和女儿都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学生，学业闲暇时便在餐厅帮忙。餐厅仅做午饭，下午则将中午没卖完的食物打包，以更低廉的价格卖给生活拮据的顾客。郭阿姨一家答应了我的请求，在我询问的第二天傍晚便做好了粥和菜叫我去吃。

就这样，在大约十周的时间里，每周前三天，我下课后都会来这家餐厅吃饭，与郭阿姨一家人聊天。我一直希望付给郭阿姨钱，但他们坚持不收。他们一家人总是对我说：“开这家餐厅本来也不是为了挣钱，就是为了让家里人吃饭方便。你一共也吃不了几天，麻烦啥呀！我们都是一家人（中国人）。”于是，我只好每周来吃饭时提上些水果、红酒或其他小礼物。

郭阿姨是吉林长春人，20世纪90年代末，她在东北的外贸公司上班，之后被派到阿根廷。2000年左右，公司解散，之后她便选择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因为彼时当地的收入远比中国高。她的一双儿女都在阿根廷出生、长大，是华裔阿根廷人，中文都说得非常流利，儿子学物理，女儿学医。近几年，因为家里的姥姥、姥爷上了年纪，郭阿姨便把他们接来阿根廷生活。姥爷年轻时在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中国哲学，一生著有三部书，共计两千页。有趣的是，这家的姥爷与我姥爷同岁，均是1944年出生，而我姥爷也是一位作家，一生也著书三部；郭阿姨与我妈妈同岁，均是1971年出生，而我妈妈至今还在外贸行业工作；这家的儿子克里斯汀与我同岁，均是2003年出生，我们都爱说话，很是聊得来。

那些天，从教育到医疗，从社会到文化，郭阿姨一家和我无所不谈。可谈得最多的，还是这二十多年来阿根廷的变化：“（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中国人来这里打工，工资基本一千美元一个月，但在我们老家，工资可能也就一百美元一个月。当时中国真的很穷，而布宜诺斯艾利斯一百多年前就修地铁了。可现在不一样了，哪怕是阿根廷首都，一般人一个月也就挣两三千元人民币，跟中国没法比！”郭阿姨常对我说：“这二十多年，我是看着阿根廷的经济一点一点变差的，阿根廷比索从当年与美元1∶1的汇率变成了现在的1000∶1的汇率。从前，街上是没有流浪汉的，现在你也能看到，每条街上都有无家可归的人。每次回到中国，我都觉得差距越来越大。”

【节选自《行客万里：我与世界对话·二》东方出版社2026年1月出版】

2023年8月，我第一次踏上南美洲大陆。我在这里生活了四个月，研究了移民问题，学习了西班牙语。我的学校位于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而我居住在城中充满文化与历史气息的雷科莱塔区的一位老奶奶家中。很快，我便发现阿根廷人吃晚饭通常在21点左右，且一般不允许房客使用家中的厨房。彼时我的胃病很严重，不得不在住所附近寻一个能早些吃晚饭的地方。不到两天的时间，我便在附近的街区发现了一家中国人开的餐厅。

我推开餐厅那扇一次只能通过一个人的门，室内灯光较暗，有四张方桌和几把椅子。在阿根廷的每个大城市里，都有不少这样的餐厅。虽然老板是中国人，但餐厅所提供的餐食并非传统中餐，而是以廉价快餐为主，包括炒菜、沙拉、炸鸡、炒饭等，主要卖给社区内的本地人。我走进去，见到了经营这家餐厅的一家五口——姥爷、姥姥、妈妈、儿子、女儿。

我向一家人问好，介绍了自己的身份和来意。我询问是否可以每周一、周二、周三的傍晚固定来他们这里吃饭，仅需要一碗米粥和一些菜。这家餐厅主要由一家五口中的妈妈打理，在得知我的年龄后，她让我称她郭阿姨。郭阿姨的儿子和女儿都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学生，学业闲暇时便在餐厅帮忙。餐厅仅做午饭，下午则将中午没卖完的食物打包，以更低廉的价格卖给生活拮据的顾客。郭阿姨一家答应了我的请求，在我询问的第二天傍晚便做好了粥和菜叫我去吃。

就这样，在大约十周的时间里，每周前三天，我下课后都会来这家餐厅吃饭，与郭阿姨一家人聊天。我一直希望付给郭阿姨钱，但他们坚持不收。他们一家人总是对我说：“开这家餐厅本来也不是为了挣钱，就是为了让家里人吃饭方便。你一共也吃不了几天，麻烦啥呀！我们都是一家人（中国人）。”于是，我只好每周来吃饭时提上些水果、红酒或其他小礼物。

郭阿姨是吉林长春人，20世纪90年代末，她在东北的外贸公司上班，之后被派到阿根廷。2000年左右，公司解散，之后她便选择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因为彼时当地的收入远比中国高。她的一双儿女都在阿根廷出生、长大，是华裔阿根廷人，中文都说得非常流利，儿子学物理，女儿学医。近几年，因为家里的姥姥、姥爷上了年纪，郭阿姨便把他们接来阿根廷生活。姥爷年轻时在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中国哲学，一生著有三部书，共计两千页。有趣的是，这家的姥爷与我姥爷同岁，均是1944年出生，而我姥爷也是一位作家，一生也著书三部；郭阿姨与我妈妈同岁，均是1971年出生，而我妈妈至今还在外贸行业工作；这家的儿子克里斯汀与我同岁，均是2003年出生，我们都爱说话，很是聊得来。

那些天，从教育到医疗，从社会到文化，郭阿姨一家和我无所不谈。可谈得最多的，还是这二十多年来阿根廷的变化：“（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中国人来这里打工，工资基本一千美元一个月，但在我们老家，工资可能也就一百美元一个月。当时中国真的很穷，而布宜诺斯艾利斯一百多年前就修地铁了。可现在不一样了，哪怕是阿根廷首都，一般人一个月也就挣两三千元人民币，跟中国没法比！”郭阿姨常对我说：“这二十多年，我是看着阿根廷的经济一点一点变差的，阿根廷比索从当年与美元1∶1的汇率变成了现在的1000∶1的汇率。从前，街上是没有流浪汉的，现在你也能看到，每条街上都有无家可归的人。每次回到中国，我都觉得差距越来越大。”

【节选自《行客万里：我与世界对话·二》东方出版社2026年1月出版】

2023年8月，我第一次踏上南美洲大陆。我在这里生活了四个月，研究了移民问题，学习了西班牙语。我的学校位于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而我居住在城中充满文化与历史气息的雷科莱塔区的一位老奶奶家中。很快，我便发现阿根廷人吃晚饭通常在21点左右，且一般不允许房客使用家中的厨房。彼时我的胃病很严重，不得不在住所附近寻一个能早些吃晚饭的地方。不到两天的时间，我便在附近的街区发现了一家中国人开的餐厅。

我推开餐厅那扇一次只能通过一个人的门，室内灯光较暗，有四张方桌和几把椅子。在阿根廷的每个大城市里，都有不少这样的餐厅。虽然老板是中国人，但餐厅所提供的餐食并非传统中餐，而是以廉价快餐为主，包括炒菜、沙拉、炸鸡、炒饭等，主要卖给社区内的本地人。我走进去，见到了经营这家餐厅的一家五口——姥爷、姥姥、妈妈、儿子、女儿。

我向一家人问好，介绍了自己的身份和来意。我询问是否可以每周一、周二、周三的傍晚固定来他们这里吃饭，仅需要一碗米粥和一些菜。这家餐厅主要由一家五口中的妈妈打理，在得知我的年龄后，她让我称她郭阿姨。郭阿姨的儿子和女儿都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学生，学业闲暇时便在餐厅帮忙。餐厅仅做午饭，下午则将中午没卖完的食物打包，以更低廉的价格卖给生活拮据的顾客。郭阿姨一家答应了我的请求，在我询问的第二天傍晚便做好了粥和菜叫我去吃。

就这样，在大约十周的时间里，每周前三天，我下课后都会来这家餐厅吃饭，与郭阿姨一家人聊天。我一直希望付给郭阿姨钱，但他们坚持不收。他们一家人总是对我说：“开这家餐厅本来也不是为了挣钱，就是为了让家里人吃饭方便。你一共也吃不了几天，麻烦啥呀！我们都是一家人（中国人）。”于是，我只好每周来吃饭时提上些水果、红酒或其他小礼物。

郭阿姨是吉林长春人，20世纪90年代末，她在东北的外贸公司上班，之后被派到阿根廷。2000年左右，公司解散，之后她便选择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因为彼时当地的收入远比中国高。她的一双儿女都在阿根廷出生、长大，是华裔阿根廷人，中文都说得非常流利，儿子学物理，女儿学医。近几年，因为家里的姥姥、姥爷上了年纪，郭阿姨便把他们接来阿根廷生活。姥爷年轻时在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中国哲学，一生著有三部书，共计两千页。有趣的是，这家的姥爷与我姥爷同岁，均是1944年出生，而我姥爷也是一位作家，一生也著书三部；郭阿姨与我妈妈同岁，均是1971年出生，而我妈妈至今还在外贸行业工作；这家的儿子克里斯汀与我同岁，均是2003年出生，我们都爱说话，很是聊得来。

那些天，从教育到医疗，从社会到文化，郭阿姨一家和我无所不谈。可谈得最多的，还是这二十多年来阿根廷的变化：“（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中国人来这里打工，工资基本一千美元一个月，但在我们老家，工资可能也就一百美元一个月。当时中国真的很穷，而布宜诺斯艾利斯一百多年前就修地铁了。可现在不一样了，哪怕是阿根廷首都，一般人一个月也就挣两三千元人民币，跟中国没法比！”郭阿姨常对我说：“这二十多年，我是看着阿根廷的经济一点一点变差的，阿根廷比索从当年与美元1∶1的汇率变成了现在的1000∶1的汇率。从前，街上是没有流浪汉的，现在你也能看到，每条街上都有无家可归的人。每次回到中国，我都觉得差距越来越大。”

【节选自《行客万里：我与世界对话·二》东方出版社2026年1月出版】